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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温州市图书馆

2019/05/29 07:36 来源:温州日报瓯网 编辑:杨凡 浏览:1617

郑张尚芳先生资料照片。
郑张尚芳先生的数万册藏书,遵其遗嘱日前被捐给了温州市图书馆。

本月9日,在百年温图庆典上,当代语言学大家郑张尚芳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愿,将其生前数万册藏书赠予“母校”温州市图书馆,同时郑张尚芳文库正式揭牌成立。

郑张尚芳(1933-2018),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生前却一直自称是“图书馆大学毕业的”。本文是郑张先生为温州市图书馆70周年馆庆所作,道出了他与温州市图书馆深厚的情缘。

——编者

郑张尚芳

我没有机会上大学,有人问起我的学历,我爱说我是“图书馆大学”毕业的。这个图书馆就是温州市图书馆。

我和温州市图书馆关系深远。早在我考取永嘉县中(即温州市中、今温二中的前身)以后,就成为温州市图书馆前身籀园图书馆的一名小读者了。我永远记得在九山湖畔,幽静的籀园里,拿着一本刚借到的好书,坐到月洞门外小河的埠级上,在树荫遮蔽下,伴蝉声读书的甜美印象。就在那时候,图书馆这知识宝库的大门已向我诱人地打开了。在五年半的中学生活里,我和图书馆结成不解之缘,年纪虽小,却已成为馆里人人熟识的“老”读者了。当时馆内潘国存、徐笑中两位可能还未缔姻呢,他俩对肯认真学习的读者都很照顾,我也是很受他们照应的一个。馆中柳青大姐姐则介绍我认识她弟弟文榜,他以后成为我搞检字法的好帮手,是我永远怀念的亡友。

在初中时,一位语文老师鼓励同学搜集谚语丰富词汇。我对搜集故乡的方言谚语最感兴趣,带头组织了一个谚语小组,兴趣一直持续不衰,图书馆梅冷生老馆长对此也很支持,最早向我介绍过一些乡土文献的资料。当时我又是一个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爱好者,1949年成立的“温州新文字研究小组”,就是几个在温州市图书馆中相识的同好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推一位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会员老赵同志为首。老赵即是我在市图书馆里结识的大朋友之一。他要设计温州方言新文字,但他是贵州人,对温州话不了解,拼出来的音不对,清浊都分不清楚。我为设计温州话新文字,就更加努力学习语音学,并通过馆藏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掌握了科学记录方言所必需的工具——国际音标。从而除了编成《温州话新文字讲座》油印本外,对温州方言的记录探索也更有兴趣了。

一九五二年我在温州市中提前毕业后,因身体不好,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我为了更好地在图书馆进修,就请求进温州市图书馆当一名义务编目员,向编目员潘政边学边干。于是我能接触和使用温州市图书馆中很多待编书及旧藏,一直干到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身体好转,考到物探队北上为止。在这段时间里我获益非小。当时馆址已迁到沧河巷,房子比籀园大些,副馆长朱韦辛那时正以一股青年人的朝气,搞一些新的试验,如在楼下借书处搞明见式目录,在小楼开辟两个研究阅览室等。其中以供文史专业研究者阅读的文史室对我教益最大,像《史语集刊》《燕京学报》……等荟萃语言学名家论著的刊物都全份展出了,使我大开眼界。我沉醉其中、手摘笔录,语言学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馆里对我自学也非常支持和关怀,都尽量满足我的要求。直到我北上工作后,有一次要用到《燕京学报》的一期,我给馆里写信求借,梅馆长还亲自把书封寄,给我借用。因此我就是在物探队里还能利用馆藏作些语言文字的探索。在勘探之暇,写作并在《语文知识》《拼音》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一九五八年后,我回到家乡在五马中学任教。这时开始为编写《温州方言》搜集材料,许多参考书要从图书馆去找,我又成了温州市图书馆的常客。一九六一年国家经济困难期间,我被精简出校,由于馆内老同志黄东君介绍推荐,我干脆进温州市图书馆去当合同工了。经市文化局批准,每月工资十八元(以后提高到二十元),工资虽少,但我为二进图书馆这所大学,自感很满意。这期间除先后跟李克勤、宋若华同志搞编目外,还帮助梅馆长整理过古籍,曾先后帮黄东君、阮延陵同志整理旧杂志,编出目录。图书馆工作使我每天接触到各种以前未读过的书籍,工作上要求我“博览群书”,这对我学识的增长自是大有益处的。每天工作完毕后,抱着选借来的书,美滋滋地回家读到深夜,这是在图书馆工作时的最大乐趣。就在这段时间内,我一边自学,一边向前辈学者求教,完成了《温州方言记章节提纲》。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等大力支持鼓励下,又完成了《温州方言记》的前二章《温州音学》《温州方言的连续变调》,先后在《中国语文》一九六四年第一期第二期发表。并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推荐我参加了浙江省方言调查组,这时我才又一次离开温州市图书馆。

前后算来,我两进温州市图书馆,一共干了五年,也可称得上老馆友了。因此馆里同志都不把我当外人看,从各个方面对我大力支持。

在我自学语言和作温州方言研究时,需要用到好多资料,除了有的书向馆里借之外,还要多方面搜集,梅冷生老馆长曾几次把自己的书慨然相赠,或介绍他熟识的温州藏书家让我去借。馆里没有的材料,馆里同志也尽力帮助搜集和外借。有一次,朱韦辛同志在旧书店发现一本罕见的温州话罗马字的《Sang Iah Sing Shi》(新约圣书),赶紧跑来告诉我去买到手。在我写文章需要参考教会罗马字时,他还把自己苦心手录的教会罗马字《瓯音字汇》一厚册长期借我使用。阮延陵同志除了帮我找古书外,还去请人复制了我所需要的材料。有一次要用的一本书本地没有,后来郁宗鉴同志向北京图书馆通过馆际借书借到了给我。一件件,说不完,为了让我这个图书馆大学的学生上好学,馆里各个同志都是热心地以各种方法支持我学习的。

十年动乱之初,我家不幸被红卫兵抄了家,我缩衣节食买来的藏书被他们用板车拉去一千多册,堆在卫校。这中间不说别的,单是我所搜集的温州乡土语言资料三四十种,都是非常珍贵罕见的,为搜集这些东西花了我多年精力心血与包括多少同志的热心支持与帮助啊,这损失真是无法弥补,使人心痛难已!但不幸中还有一幸的是,市图书馆郁宗鉴等同志曾冒着危险在当时各校所存抄家图书中抢救回来一部分图书,后来在整理中陆续发现了有我的一些笔记和图书。倪新祯、黄东君、阮延陵等同志都很熟悉我的笔迹,他们看到了就检出来为我保存,这样我后来还能陆续收回七十来册图书杂志及若干语言方面的笔记。虽为劫后余灰,却件件闪烁着馆内同志对我的难忘的亲情。如无他们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冒险抢救,它们早已泯灭无存了,哪能物归原主呢?

每当我回忆在温州市图书馆学习、工作的过程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感动地想起这一切,忘不了馆里对我的培育、关怀和各个同志的深情。我觉得图书馆确是一所大学校,是非常重要的培育人才的场所。我希望今后图书馆越办越好,路子越走越宽,吸收更多的青年人来求学,为祖国四化事业培育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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